通过前述两文，显然，即使后文引用了史书的内容，但却对细节的来源语焉不详。翻阅《宋史》可知，全书有本纪47卷，志162卷，表32卷，列传255卷，共计496卷，约500万字，是二十四史中篇幅最庞大的一部官修史书。文二所引，出自卷二百一志第一百五十四，其中关于阿云案的记载，共有两段，全文转载如下：

“熙宁元年八月，诏："谋杀已伤，按问欲举，自首，从谋杀减二等论。初，登州奏有妇阿云，母服中聘于韦，恶韦丑陋，谋杀不死。按问欲举，自首。审刑院、大理寺论死，用违律为婚奏裁，敕贷其死。知登州许遵奏，引律"因杀伤而自首，得免所因之罪，仍从故杀伤法"，以谋为所因，当用按问欲举条减二等。刑部定如审刑、大理。时遵方召判大理，御史台劾遵，而遵不伏，请下两制议。乃令翰林学士司马光、王安石同议，二人议不同，遂各为奏。光议是刑部，安石议是 遵，诏从安石所议。而御史中丞滕甫犹请再选官定议，御史钱顗请罢遵大理，诏送翰林学士吕公著韩维、知制诰钱公辅重定。公著等议如安石，制曰"可"。于是法 官齐恢、王师元、蔡冠卿等皆论奏公著等所议为不当。又诏安石与法官集议，反覆论难。

　　”明年二月庚子，诏："今后谋杀人自首，并奏听敕裁。"是月，除安石参知政事，于是奏以为："律意，因犯杀伤而自首，得免所因之罪，仍从故杀伤法；若已杀，从故杀法，则为首者必死，不须奏裁；为从者自有编敕奏裁之文，不须复立新制。"与唐介等数争议帝前，卒从安石议。复诏："自今并以去年七月 诏书从事。"判刑部刘述等又请中书、枢密院合议，中丞吕诲、御史刘琦、钱顗皆请如述奏，下之二府。帝以为律文甚明，不须合议。而曾公亮等皆以博尽同异、厌塞言者为无伤，乃以众议付枢密院。文彦博以为："杀伤者，欲杀而伤也，即已杀者不可首。"吕公弼以为："杀伤于律不可首。请自今已杀伤依律，其从而加功自首，即奏裁。"陈升之、韩绛议与安石略同。会富弼入相，帝令弼议，而以疾病，久之弗议，至是乃决，而弼在告，不预也。”

可见，文二只引用了第一段，却忽略了第二段。准确的讲，第二段是阿云案引出来的问题，与阿云案本身应该没有关系。但显然，至此并无阿云17年后被司马光旧案重提而杀头的记载。网上但凡有所云，都没有确切的出处。又搜索到百度贴吧王安石吧中有名为“十月蟋蟀入我家”的网友考证，阿云之死应该是讹传，史料中并没有相关记载。那么，阿云年方13，被叔父逼迫出嫁等情节，可能都是伪造。且臆断之：以宋史之浩繁尚且没有涉及，还哪里能找到更可靠的材料把阿云“说死”呢？文一提及传志不一致的问题，但翻阅王安石传有提及阿云案，只寥寥数句：“登州妇人恶其夫寝陋，夜以刃剒之，伤而不死。狱上，朝议皆当之死，安石独援律辨证之为合从谋杀伤，减二等论。帝从安石说，且著为令。”试想宋朝人文科技都有很大的发展，可写之人众矣，应不会费笔墨在一个案件的记述上。

于是，想了解所谓的律敕之争，就必须看上述两段原文。刚好有《二十四史全译》，将相关内容截图如下：

如果以《宋史》为准的话，那么阿云案可以告一段落了。至于网文所谓本案的背后是“律敕之争”的说法，仅以上文字恐不足以支持。按理从中国法制史的角度切入，可以研究一番。但本人相关知识所剩无几，只好作罢。

不过，看了对应的今译文字，又生新疑：“故杀伤法”是故意杀伤法吗？宋刑统里以“故”来表示我们今天所谓“故意”的主观态度吗？正如前几天偶尔提及的“亲亲得相首匿”。该词目前国内颇有文章述及，还有建议将来立法吸收其合理因素者。问题是，何为“首匿”貌似从来没有一个准确的解答。从语文的角度分析，匿为动词，首应为副词。作为副词，貌似只能作“首先”解——着实令人费解。以皇帝诏书中的一句话作为古代法律制度的概括，合适否？科学否？求甚解否？如此语焉不详者，恐怕与严谨不沾边吧。人云亦云不问出处，以讹传讹进行研究，则如司马光一般所背负的骂名，不知还会有多少，哪里还能有什么真正的学术呢？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