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京报的一篇《我的临终我做主》的文章，正在网间流传。这是新京报对开国大将罗瑞卿之女罗点点的采访性报道，她以《我的死亡谁做主》一书而被关注。

尊 严死是不是安乐死？罗点点认为：安乐死是医生协助下的自杀，需要医生要用一种主动干预的方式帮助病人结束生命。而尊严死不涉及让任何人积极地致他人死亡， 只是当一个病人处在不可治愈的生命末期的时候，我们不用生命支持系统，只想办法让他的死亡过程尽量没有痛苦，尽量有尊严，本质上是一个自然死亡的过程。

然则说在月初的一篇《短缺的廉价药与癌症老人的白骨，都是生命不能承受之痛》 一文中，说及过安乐死的问题。作为尊重人的本愿、减少人的痛苦的一种方法，安乐死的合理性正在为越来越多的人接受。的确，如何具体操作安乐死，还是有很多 问题有待解决，不接受的人目前可能还是大多数，但是，看过电影《深海长眠》的人，都应该不会忍心让一个人持久地承担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。

回想近年关于早逝明星的各种报道，傅彪、罗京、陈晓旭……无不逐一涌现，令人叹息不已。试想人生苦短，概莫能外。这些曾经活灵活现于普通大众的面孔，难不成非以痛苦的表情留下最终的画面吗？很多明星在多方关照下也许更能如愿，但普通人难道就不能、不应吗？

晋代大书法家王羲之在《兰亭序》一文中写道：“古人云：死生亦大矣，岂不痛哉！”生与死的困局，是人类难以解脱的魔咒。无论向往或是恐惧，死亡终将到来。如果可以选择死亡、选择死亡的方式，也许算是一种宽慰？

对于亲属而言，这也是一种艰难的抉择：是应该遵从遗愿、宁死不顾，还是应该拼尽全力、挽留一程？选择前者易于心不忍、生恐遗恨，选择后者易忤逆尊长、徒增痛楚……这种纠结，没有经历过的人，怕是不懂！

从 法律权利的角度看，生命权理应在权利主体的把握之中。人作为生命权的主体，理应可以决定生命的终结。法律一直以来都仅仅是否定非权利人剥夺他人的生命、不 提倡但也未曾明确反对权利人自己放弃生命。常见的警察救人等情况，本质上应该是负有积极救助者履行自己法定义务的情形，而非对权利人放弃自己生命的否定。

如罗点点倡导的那样，以“生前预嘱”的方式交待自己的身后事，该如何看待？能否按遗嘱处理？

按 照通说，所谓遗嘱是指遗嘱人生前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，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对其遗产或其他事务所作的个人处分， 并于遗嘱人死亡时发生效力的法律行为。社会实践中大多数情况下的遗嘱都是用来交待财产问题的，但并非所有遗嘱都只解决财产问题。既然法律也承认遗嘱人可以 在遗嘱中安排遗产之外的其他个人事务，那么“生前预嘱”是否可以理解为只安排了非财产事务的遗嘱呢？

从预嘱人的角度看，在病榻上的预嘱人， 通常没有行为能力，但意识清醒，表达自主意愿没有疑问，要求或者委托亲属按照其“生前预嘱”处理医疗救治等各方面的事务，其真实性和有效性在法律上理应没 有障碍。但如前所述，遗嘱一般认为需要在遗嘱人去世后才开始生效，而“生前预嘱”等到去世后才生效将失去其意义。所以，“生前预嘱”虽然事关一个人的弥留 之际，但却是关于生存期间事务的决断，只是因为没有行为能力，而需要由近亲属代劳而已。其特性更接近于委托。

如果把预嘱人理解为委托人，那 么其近亲属就是受托人。则双方的问题容易演变为：近亲属如果不接受委托，预嘱将无法约束近亲属，在预嘱人无行为能力时，近亲属仍然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，以 法定监护人的身份决定预嘱人的治疗等相关事宜，从而事实上违背预嘱人的意愿。所以，只要没有对“生前预嘱”的法律肯定、没有近亲属应该尊重“生前预嘱”的 法律义务，预嘱人的“尊严死”就势必落空。

我们到底是应该尊重将逝之人的“尊严死”的意愿，还是照顾其近亲属的情感？如果选择了前者，近亲属一旦不按照预嘱办事，是否还要承担相应的责任？甚或，能否彻底排除近亲属不遗弃、虐待预嘱人的嫌疑呢？

这不是一个小问题。也许，死生之大，并不在于法律，而在于伦理亲情吧！

然则说祝福所有的人，都能够尊严、安乐！